一、文化的变革是常态

文化的定义据说有上百种，费孝通先生认为：“所谓文化的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他还专门说明，这个人是“天人合一”的人，即并非是西方世界观中与自然对立、要征服自然的人；这个人指的是能持续传递的社会人，即并非是只有有限生命周期的自然人。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文化就其广义而言，就是人造的世界，包括社会制度和其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禽兽）的东西。《易·贲》上说：“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人文就是人类所做的一切现象、行为和活动及其成果，世界上的人都是如此，就是文化了。

这样，文化大体上就有三种内涵：（1）一切非自然界天然存在的而由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延续所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物质，包括材料、食品、工具、机器、设施、建筑等。（2）制度，人类为了生存是群居的，从而形成了族群、民族、社会、国家，以及各种组织、界别、机构等等，因而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产生了管理、规章、律法、礼仪、习俗等，都属于制度范畴，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物质生产制度。（3）精神，一切意识形态、信仰、思想、观念、姿态、语言、符号、活动，及其表达手段与相应产品都属精神文化。这三者是密切相关、互有联系的；但是，相比于经济、政治而言，文化最重要的还是精神文化。

为什么说精神文化是最重要的呢？因为物质和制度都是来源于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延续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通过思想而形成动机的。所以也可以说产生人造物质与制度的本源就在于精神。这样，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总体上应该是互相协调、彼此促进的。不过，随着物质生产的发达和人群社会的进步等众多错综复杂的原因，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及制度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失谐、矛盾、冲突也会频繁出现，几乎成为常态。而且，它们的内涵与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经常变更迭代的。文化变更随着时代更替的表现尤为明显，特别反映在精神文化上。其中音乐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如，春秋战国时代，有“郑声淫”之说，认为郑国音乐有淫荡的靡靡之音风气，预兆国家衰败没落。我国在日军侵占东北后的歌曲《松花江上》及“七七事变”以后的《大刀歌》的流行，反映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卫祖国的决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解放前，“大上海、大上海……”的靡靡之音盛行，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将在大陆败亡的前景。解放后，“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表达了当年人们的振奋精神。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人们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强烈表述了青年的爱国担当精神。而后来90年代广泛唱出来的“老鼠爱大米”则表现了一种消极无聊的情调。这也间接说明，精神文化在时代变迁中起着重要的激励或腐蚀作用。

由于世界上有不同的族群、民族、国家，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获取生存繁衍的物资和手段都会有所区别；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发达，人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和职业，他们谋生的方式也颇有差异。这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国家、不同行业界别之间就会在文化上出现某些不同。这些不同的文化，可以称为不同的“亚文化”。几千年来地球的东西方人类各自生活的方式都相对封闭，交流既少且缓，这使东西方文化就有了较大区别。很难说他们有什么优秀和低劣的差异，但可以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这是就地区而言。另外，职业界别和机构的不同，也可以产生不同的亚文化。大学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其校园物质设施、教学科研装备，以及师生的活动方式、制度和环境都有别于其他机构，他们的使命以传授、扩增（创造）和传播知识与研究学问为主，逐渐养成了各校特殊的教风、学风、校风等大学独有的文化——大学文化。这种文化当然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更和替代的。

二、数智时代的教育变革

目前，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变化。虽然上文说过，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变化本源于人的精神动机，但时代的真正变化却是导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是要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又在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在这种形势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当前之刚需。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因此国家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而教育、科技、人才是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中教育占首位。国家已经专门做出了规划，要在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

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内涵体现在当前的先进生产力，并推动着未来产业的诞生和成长。它们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新能源与储能等。而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到大数据是近年来由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是全球发展新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引擎，代表新质生产力前沿。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就是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所以，我们已经跨入数智化时代，即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其中主要的科技内容有：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工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柔性制造、量子科技、空天探测、深海深地、精准医疗、基因工程、生物技术、脑神经科技等。以计算机及信息科技和量子物理与生命科学为基础的各种科技革命层出不穷，使人们的生产、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日常生活发生变革与转型。

高等教育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三个“第一”促使高等教育热点转移。我们要如何迎接应战，理解其内容与意涵，落实其手段和运作等，都亟待研究。

为此，党中央和教育部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来应对挑战。例如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挑战；它要求到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要超过4000亿元（现已接近6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5万亿元；到2030年产业规模达1万亿元，带动10万亿元。为此，该规划提出了“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等几项重点任务。在这些任务中就包括了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统筹布局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加快培养聚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2022年3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实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在该平台启动两周年之际，2024年教育部又启动了数字教育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专项行动暨“扩优提质年”，并推出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4项具体行动。202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24年10月北京市发布了《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明确了以“智”助教、助学、助评、助育、助研、助管等6大领域，并引导规范了覆盖学校教育关键领域的共29个典型场景。《指南》同时指出，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只能提供助手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要“以学生为中心”，要理解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存在的风险、局限性和不足，要慎重和批判性地使用。2025年中央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强调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坚持应用导向、治理为基，推动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横纵贯通、协同服务的数字教育体系。开发新型数字教育资源。建好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搭建教育专网和算力共享网络。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主动适应学习方式变革”。还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课程体系改革，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制定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建设云端学校等”。最近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刚刚出台，其中增加了29种新专业。它们多数与数智化和新质生产力有关。

国家在急速推进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对数智时代提出的挑战。首先要求师生能够理解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同时，要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与新质生产关系相匹配。这就要求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实际上就是要在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和销售链之间，和各种链的上中下游各环节之间，建立协调与通畅的人际关系。他们不仅要求技术上能够彼此沟通，而且在工作理念上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协调，有同理心和同情心。这就要求科技和人文融会，而且要更加突出人文。

三、作为数智时代核心技术的人工智能的挑战

数智时代的核心技术就是人工智能。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他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所以，人工智能是数智时代放在首位要抓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它要求各行各业尽可能实施机器、工具和手段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人工智能可以对海量的原料（数字、符号、词汇、语料、图片、视频与其所包含各种数据实例、词句结合关系）或称“大语言模型（LLM）”，在人的控制下按照逻辑理性规则通过算法与大规模算力进行快速运算与统计选择。这里还需要深度的机器学习和大量反复的训练与试错，从而会消耗巨量电能。人工智能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与助手，它不具有感情、独立思维和主体意识，它所做出的结论和决策并不享有法人资格，如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那样。正像华裔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陶哲轩所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平庸或无能的研究助手。”“在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最前沿，我们将始终需要两者的结合。他们各有所长。人工智能非常擅长处理几十亿条数据，并得出一个好结果；而人类擅长于从十个观察中做出真正有启发性的猜测。”所以，正像北京市文件《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所指出的，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应该是慎重的、有批判性的。人工智能所得出的结果并非是绝对正确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还要人具有智慧来加以辨别。

朱松纯教授等则认为，未来通用人工智能能像人一样，模拟大脑从上而下的机制来进行认知、计算与思考，并建立起这样的框架。他认为人工智能不只是计算机，而是在“认知-势能-价值”（CUV）空间中定义通用人工智能体。这里，C表示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架构”，用于思考或模拟大脑中的决策、推理与学习过程；U是一组代表通用人工智能理解和与环境交互能力的“势能函数”，代表物理模型与社会规范（伦理）；V则是一组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动机的“价值函数”。通用人工智能将理与文结合，志在创建价值驱动的智能体，以超越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研究范式，意在为机器立“心”，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但是目前的人工智能离此相距尚远，上面不过是朱松纯等一派人对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的预期，是否真能实现，仍在期望之中。

不过就目前而言，不少人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既看到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其安全与风险也不无顾虑与困惑。例如，它耗能太多，是否可以大面积推广使用仍存疑；它的决策错误率不少，其应用应十分慎重和带有批判性；机器人一旦像真人那样具有法人地位，会造成人类的灾害。有人还担心，人工智能能代替人思考并受人控制，这样就有设计制造机器人的少数人可能控制那些不善思考的多数人的危险。而如果机器人具有意识，就有可能对人类使坏，未来终将消灭人类。笔者也有这样的困惑：人的思想意识、情感观念，包括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别，从根源上来说，是出于人类有生存、繁衍、延续的需要这一根本的动物性，即所谓“食色，性也”；人类自幼就知道人有生必有死，“既有死，何必生”；以及人是群居动物，天生就有同情心、恻隐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机器的伦理思想和“三观”缘何而来？它在人的多次训练和试错下或许可以知道某些规矩，但它能随机应变、自发产生吗？习近平总书记于2025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和北京市在人工智能用于教育教学上都主张采取积极和慎重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四、大学文化亟待变革

这两年中人工智能有了迅猛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今年初“深度求索（DeepSeek）”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也使学校教育教学的学科与课程体系、内容、方式、方法和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革。因此，已然被认为是“应然”的大学文化势必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石中英教授归纳了大学文化建设的七点主要内容：大学的发展理念、价值取向、培养目标、制度建设、学术文化、校风学风和文化自信。在人工智能赋能的教育教学中，上述主要内容多少都会带来些变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我们在建设数智时代的大学文化中就要体现这种精神。根据笔者浅薄简陋的设想，新一代大学文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智慧”是大学生文化素质中的重要新元素，它远比知识和能力更重要。在佛学中，智慧是非常神圣的，只有佛陀和菩萨才拥有的品格，意即“般若”。我们现在将其通俗化了，但也绝非一般的智力和能力，或英文“smart”所能概括的。它意味着能精微观察、明察秋毫，能反思质疑、多思沉思，能辨别是非、正误、真伪、虚实、对错、美丑与优劣，具有高超的批判性思维、理性的逻辑、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通过直觉、顿悟、猜测和预见而高瞻远瞩，洞察未来。这样的人才能识破人工智能所犯的错误与失策，才能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处变不惊。这个变局中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其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如何应对这样的局势？唯有靠智慧。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衡量智慧的标准是改变的能力。”

第二，科技与人文的融会应成为大学教育文化变革的首要重点。这既是教育要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也是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要实现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科技的提高，因为它们体现第一生产力，同时也要有相应的生产关系来配套。当今生产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链条，其中包含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营销链等，互相链接。每个链里还有各种不同环节，要上中下游协调配合。参与其中的人要有一种“链式思维”，才能分工合作，才能高速顺畅有效地进行生产活动。在生产第一线上的人当然主要是科学家、工程师、能工巧匠，他们可说是科技人员。而在“链”内外接洽协调的人，大部分可说是管理人员，他们不少是出身于人文社科的工作人员。这两部分人员如果没有共同语言，能够彼此理解、协调工作吗？所以科技与人文要互相融会，科技人员要领会管理人员的思路，管理人员要懂得科技人员的想法和一些技术，才能建立协调和顺的人际关系，使整个链条畅通健全地运转起来，达到整体目标。再一层是上文说过，从人工智能发展角度，我们要“为机器立心”。这个“心”，包含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伦理观念和做人的道德规范。我们要人工智能或智能体、机器人具有人类的美德，难道设计制造控制管理人工智能的人反而是个“跛脚鸭”，在科技和人文中只能了解某个方面吗？“为机器立心”首先要求立德树人。难怪近来不少有关教育的文件都强调要“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笔者另文对此有稍微详细的阐述，此处不多赘言。

第三，大学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要做极大的调整。虽然教育部已经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做了较大调整，增加了29个人才急需的专业，大部分与新质生产力有关。但是要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还远远不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推进下，当下学生已经完全可以从网络空间获得各种知识，原有的一般“实施在通识课程基础上的专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按照专业课程的知识体系循序渐进地逐个阐述基本概念和知识点的课程讲授方式也将被逐渐淘汰。教师的重要作用不在于逐个讲授知识点，而是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兴趣，指出课程的主要目标和学习研究的思维范式，同时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辅导、答疑和解惑的作用。这样，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构建课程体系，掌握课程内容，从而达到灵活应用的目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门数可以大量减少，让学生有更多选择余地。至于学科交叉，一方面可让学生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更主要的是采取项目制的办法来进行学习。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一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可以用接近后一半的时间用于项目制学习。项目来源可以是个人兴趣导向的，也可以是企业、社会和国家需求导向的，由学生所在院系自由灵活掌握。任何一个学习研究项目绝不可能只靠某门专业课程知识就可以完全解决，其中必然会提出学习相邻或其他学科的需求，这样就能明确学科交叉的方向，就会逐步解决博通与专精的关系问题。在解决项目课题过程中使学习与研究和应用相结合，这对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流沟通、协调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大有裨益，还能使学生在毕业后更容易进入职场或确定进一步深造的方向。这种课程与项目混合的教学模式，能更加发挥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的优势，大学里就会有更多非全职教师的科技和管理人员进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大学文化。

第四，高科技下教育的伦理道德问题。上文强调，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只能起到工具和助手作用。这是因为用它来助力教育教学既有利也有弊。有利一面是人所共知的，从而使它能形成发展高潮。但缺陷和风险也令人担忧，引发挑战。例如，笔者曾读过一篇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作文，叙述家庭的爱。文章字句通顺、感情充沛，看起来是像个“小天才”所写。但有人告诉我，这是他学会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后，由后者替他写的。这使我沉思：这个孩子的作文是漂亮，但除了学会使用人工智能体之外，还学到了什么呢？他懂得遣词造句了吗，他明白家庭之爱了吗？也许他能欣赏文字的优美了，因而能从人工智能的作文里选择出最漂亮的。这当然也是一种本事。但我最关心的是他是否会成为一个“抄手”？这就使他不仅没有学到知识和能力，而且还会染上抄袭诈骗的恶习，败坏了学风。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更要强调使用人工智能的法律规范、伦理准则、道德义理、技术监测和风险预警。更进一步，将来要是智能体具有像人一样的思考能力，“为机器立心”，人没有伦理道德的制约，机器人智能体能有“良心”吗？只能毁灭人类！因此，大学需要建设更为高级的精神文化，已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最后，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教师是大学教育教学的主导。在信息极端发达的时代，大学仍需要校园。在那里老师和同学互相交流沟通，有学问上的切磋砥砺，有感情上的交谊激励，有环境上的熏染陶冶。笔者坚信遵奉教育活动的“从游说”，大鱼先导，小鱼尾随。人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接触而成长起来的。教师有教育家精神，“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大批胸怀家国，具有真学问、创新力的学生就能带出来了。有人说，有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教师的负担就可减轻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真的，教师就每个知识点讲授的备课，批改作业的劳动确是可能由人工智能来部分替代的。但是，在如何启发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对学业的兴趣，促使学生自己来构建课程的知识体系等，教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精神劳动的付出，恐怕比不用人工智能只会多，不会少！教师只有勇于和善于担当，才能建立好的师德师风，形成优秀的教风、学风和校风。教师的责任更大矣！

总之，在数智时代，大学文化的“应然”还要进行更多研究，才能使大学文化适应时代更迭，建设起更丰富的“实然”！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