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螺旋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高等教育与创新发展

李立国

摘 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三螺旋理论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理论都是关于创新的理论，三螺旋理论是从外部驱动机制、动力机制来分析创新，而教育科技人才是从创新内部因素来构建创新机制，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相支撑形成创新力量与倍增效应。不同于三螺旋理论聚焦于外部力量如何影响和促进创新发展，教育科技人才关注的是教育-人才-科技如何通过一体改革来服务于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目标。研究型大学和学科是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的最核心体现，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重要连接点、集中交汇点和最佳结合点。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核心任务促进各类高校改革，优化学科结构，完善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相适应的人才供给体系，有序扩大“双一流”高校数量及人才培养规模，优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发展优势区域相一致的资源配置，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中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为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贡献。
 关键词：三螺旋理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等教育强国；创新机制

 

创新是世界各国发展的主旋律，围绕促进和实现创新发展，各国各地区出台了很多举措，关于创新理论也在不断探讨。创新理论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是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科技政策等交叉融合的产物。关于创新理论，国际上主要是三螺旋理论。我国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本文拟研究这两种创新理论的异同，并着重分析高等教育在创新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我国高等教育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其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一体发展中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为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贡献。

一、三螺旋理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突出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围绕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全面部署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其内涵是通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立起推进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一体改革中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纲要》提出要发挥教育的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与民生保障力等，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西方关于创新的理论是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三螺旋理论由埃茨科维兹和雷德斯多夫于1995年提出，内涵是大学、产业和政府三个主体在实现本职功能外，互相扮演对方的部分角色（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在互动协同中实现创新职能。三螺旋理论从创新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协同创新组织入手，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埃茨科维兹指出，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互动是实现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弗里曼、伦德瓦尔和纳尔逊等学者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及强调产业联盟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三螺旋理论的要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大学、产业和政府三个主体互相扮演对方的部分角色和承担了对方部分职能。大学在开展教学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等活动外，同时产生和承担了衍生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等功能；政府在对产业发展进行监管和调控的同时，还能通过科技金融等政策工具促进风险投资和大学与产业合作；企业在提供生产和服务的同时，不仅进行研发活动，还提供高水平培训与孵化功能。另一个方面是强调了大学等高等教育组织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大学成为创新的主体，不仅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且能够自己创办企业，或者与企业、产业进行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突破了大学的传统边界与职能。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对于三螺旋理论的拓展  

三螺旋理论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都是关于创新的理论，都是研究在科技创新主导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创新的问题。三螺旋理论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都强调通过分工与合作实现创新，前者是政府、产业、高校三者，互相承担对方的部分职责和功能，实现三者的“协同互动”（synthetic interaction）。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三者互相支撑、互为主体，发挥倍增效应，是按照科技创新是由战略人才来推动，人才是由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教育三者形成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

三螺旋理论是从外部驱动机制来做分析起点，创新的外部力量来自政府、高校与产业，三者内嵌互动形成创新动力。而教育科技人才是从创新内部因素来构建创新机制，三者互相支撑形成创新力量。不同于三螺旋理论聚焦于外部力量如何影响和促进创新发展，教育科技人才关注的是教育-人才-科技如何通过一体改革来服务于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是将创新的主体由三螺旋理论强调的大学扩展到教育、科技、人才三项活动中，扩大了创新的基础，使得创新的主体更加多元，创新的活动更加广泛。科技是创新的关键和目标，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和根本，教育是创新的基础和根基。

与三螺旋理论相比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更为强调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而三螺旋理论更为重视大学与政府、企业的互动，在三者互动中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促进现实企业生产率增长。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则立足中国发展现实，更为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和“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为重视知识与科技本身的创新。这是教育科技人才理论的现实逻辑出发点。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三重逻辑关系，拓展了三螺旋理论关于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与创新形式的论述。

第一层逻辑是创新主体的扩大与强化，由大学单一主体扩展到整体的教育、科技、人才，重塑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集中交汇点的功能与使命。打通了教育内部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关系，构建高质量的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各级各类高素质专门化人才。打通了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通道，面向科技创新要求优化学科设置，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高教育与科技创新的适配度。打通了高等教育与人才政策的桥梁，为战略科学家、大师、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等提供人才成长基础。

第二层逻辑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部关系，重塑了教育与科技的关系，教育与人才的关系，科技与人才的关系。教育、科技、人才在理论上讲，三者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发展逻辑。教育主要是育人功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具备科研功能，从事科学研究并适度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语境下的教育功能主要是为科技创新培养人才，加强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纲要》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推进理工结合、工工贯通、医工融合、农工交叉，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科技既有基础研究为主的知识创新，也有技术扩散、技术应用等科技外溢功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科技功能主要是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人才工作主要是人才评价与使用，人才待遇与人才“帽子”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语境下的人才主要是国家战略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语境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以科技创新为中心，重塑了各自的功能与使命，整合了三者各自的目标与内容，那就是围绕科技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整合三者的使命与目标。

第三层逻辑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与政府、产业的关系，政府、产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共同致力于创新发展。政府通过政策、规划、财政等资源配置工具和行政手段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密切合作，对接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教育与产业对接，提高人才供给能力与水平，按照产业要求培养和培育人才。科技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不是全部要素。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结晶和生产力系统中的关键要素，只有当它由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直接生产力”，才能充分彰显其强大功能。如果科技创新因种种原因不能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那么，它也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发挥出应有的巨大物质力量。为此，要注重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职责，同时进行学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活动，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纲要》提出，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打造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强与各类技术转移平台和高新园区等的协同。科技的创新研发活动在高校、企业进行，中国还有科研院所，西方国家没有单独的科研院所，一般是分别在高校和企业。人才分布在高校、企业和机关，对于科技人才而言，主要是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主导人才政策和人才培养，科技是中心，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围绕着科技创新运转。教育的载体是学校，科技的载体是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人才的载体是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故实践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实际上是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当然，无论三螺旋模式还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都需要发挥政府、产业、企业的作用，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与企业、产业、政府的有机合作。根据大学-产业-政府三者相互协作的程度，三螺旋理论将不同经济体的协同状态划分为国家干预模式、自由放任模式和三螺旋模式。国家干预模式是指政府扮演主要角色，大学的人才供给要听命于政府，通过政府规划、管理与产业界进行合作，优点是规划性强，缺点是大学与产业界缺乏直接的合作与联系。自由放任模式是指三螺旋主体之间的正式关系较为松散，在缺乏政府管理与没有相应制度保障的背景下，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较为脆弱。在一个理想的三螺旋模式中，大学、产业与政府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政府进行管理和指导，提供制度性支持，对大学和产业进行激励、监管和调控，大学和产业密切合作。

   在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属于公共事业和公共政策范畴，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人才工作，特别是教育与人才的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管理与组织协调，发展战略、资源配置、项目实施都由政府包揽和统管，优点是发展目标一致，资源集中投入，在较短时内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大发展，缺点是导致教育、科技、人才的工作部署缺乏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市场引导机制缺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创新战略，这一战略的实现不仅需要有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场；既注重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也注重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下，科技创新注重科技成果和工程的产出，但较少考虑实际的市场价值和产生的经济效益，较少考虑应用，甚至出现投入大而产出少，产出多而难以实现转化和成果落地的现象。人才体制机制更重视人才规模与人才数量，不是十分关注人才结构与人才使用，较少考虑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发挥作用的多少，人才的效益与使用效率怎样。教育工作较多考虑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规模，较少考虑人才培养与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的匹配程度与适应性。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改革要求改变以往政府单一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注重政府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发挥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的优势。

现在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中虽然也注重协同，但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各部门、机构之间的协同。其他更多的创新主体如高校、企业、公司、科研机构等听命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主导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改革应该建构政府主导、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更加注重创新主体之间的统筹联动，因而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创新动力与发展合力，构建良性互动、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要由统一管理与规划下的教育科技人才较少联系的模式1，政府统一规划下的教育科技人才有所联系和互动的模式2，改革到政府、产业与教育、科技、人才形成有效互动的模式3，真正建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与政府、产业有效互动而发挥倍增效应。

  

 

三、高等教育在创新发展中处于特殊地位，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集中交汇点、重要连接点和最佳结合点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第一基础、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连接点，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论证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经济与创新中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将经由教育与培训获得的、人的知识与技能看作生产中的资本，强调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知识溢出理论指出，大学诞生的创新理论、研发成果等向产业界溢出，进而促进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生产率。内生经济增长的核心思想之一就在于将以教育、培训与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创新视作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石。

第一，高等教育承担了教育、科技、人才的部分职能与职责，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最佳结合点。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其在教育系统的作用与地位自不待言。从科技角度看，高等教育是基础研究的主体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力量。我国高等教育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策源地，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超过七成、科技进步奖近五成来自高校，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领域，高校取得了一批重大的原创性成果。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如二战后美国获诺贝尔奖占比超过80%，而美国获奖者主要来自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从人才角度来看，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2012年以来，高校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输送了1亿多毕业生，他们逐步成长为各领域各行业的主力军。

第二，高等教育是促进和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循环互促”和“衔接互补”的关键环节，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知识三角（knowledgetriangle）理论强调，教育、研究和创新三大领域协同发展，构成了三方良性互动的知识生态系统。科技在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靠科技创新与技术革命培育新动能。科技创新与自立自强必然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和高素质人才的竞相持续涌现为基础，没有教育系统的支撑和高等教育人才力量的注入，科学创新和技术攻关就难以开展。人才是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最主要的要素，科技人才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赢得大国竞争关键胜利的战略资源。教育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处于整个教育体系龙头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生产科学知识的主阵地与主力军。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教育活动、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的主体性支撑，可以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创造尽可能多的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红利，为人才系统和科技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当然，充满活力的人才系统和富有生机的科技创新系统不仅能吸引和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产出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还能推动教育理念革新，促进教育供给结构优化，形成科技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

第三，高等学校将教育、科技、人才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有效连接，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连接点。高等学校是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主体，是人才培养的最终出口，将教育与人才工作相衔接；高等学校也是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我国共有高校专任教师180万，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重要的科技创新人才和哲社领军人才，高校本身就是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是科技创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科技进步要求设置相关学科专业并及时进行优化，培养专业人才，同时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加强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对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与育人方式，以期培育出与科技创新、科技扩散、科技应用相适应的人才，为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有效将科技与人才工作连接在一起。应该看到，高等学校是将教育的头部和顶端、科技的基础和基座、人才的基础和底部连接在一起，成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连接点和载体。

第四，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和最佳汇集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最重要的核心是科技自立自强，是以实现科技创新为主的战略集成。要围绕科技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进行系统人才布局、制度重构，高等学校也要围绕战略重点进行资源配置和结构优化。我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大国，各层次类型的高等学校在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维度看，研究型大学是连接教育、科技、人才的最佳汇集处和承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最重要载体。《纲要》提出，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科学研究职能看，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但并不是所有高校都承担着三大职能，也不是所有高校教师都要做三大职能的工作，一般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研究型大学既承担人才培养工作，又是科学研究中心，在基础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是教学科研双中心。打通高等教育与人才政策的桥梁，为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同时为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提供人才成长基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策源地，是顶尖科学家和高水平人才的聚集地。发挥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扎实、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氛围浓厚等优势，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优化人才自主培养模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四、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改革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高，科技人力资源的发展，科技人才的成长主要在学校特别是在高校中实现。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国际交流等职能，但最为根本、最核心的是人才培养职能。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重要连接点和集中交汇点的最集中体现，是教育的最终成果，是人才成长成才的基础，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就是高校的人才培养与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人才需求、科技人才的需要相一致，优化学科设置，促进分类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类型、层次、布局结构，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专业人才。所以，一方面要通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优化、质量提升与模式改革等培养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角度审视和谋划高等教育改革，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如果说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连接点，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的规格类型则是重要连接点的集中体现。学科专业是培养理工农医、人文、艺术与社科等不同专业的人才，类型规格是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及理论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规格类型的人才。学科专业涉及的是培养与产业、职业相适应的人才，体现的是人才需求的宽度和广度，而规格类型涉及的是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体现的是人才需求的高度和厚度。

1.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核心任务促进各类高校改革。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视角审视高校分类改革，高校分类的依据是高校的基本职能尤其是人才培养职能进行分类，根据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格与类型，设计不同的高校发展赛道，培养不同类型、规格与层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促进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进而适应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的需要。《纲要》指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既要从科技创新、科技扩散与科技应用的角度对高校进行分类改革，又要从人才供给与需求相吻合的角度进行高校分类改革。高等教育既要培养科技领军及高水平人才，也要培养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高职院校都要科学合理定位，培养不同类型的高素质人才。

战略人才力量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所需的关键人才群体，主要包括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队伍、大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高等学校既要立足于培养学术大师、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又要为培养卓越工程师队伍、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奠定基础。所以，高校必须改变目前依照学科进行分类的模式，即将高校分为综合类、理工类、财经类、政法类、艺术类、体育类、医学类、语言类等，按照人才培养的规格、类型与层次对高校进行分类设计。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要求，按照科技创新与应用和人才的类型，高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可以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分别培养不同类型与规格的人才。分类机制应该突出办学特色与办学水平，各个高校按照实际情况，根据学校培养规模、学科布局和发展目标，突出综合性和特色性，即形成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特色性的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各类高校是依据人才培养规格和类型分类，而不是高校办学规模，不是数量大小。研究型高校既有学科门类较为齐全、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也有部分学科特色突出、规模较小的特色性研究型高校。技能型高校既有本科层次的职教本科，也有专科层次的职教专科。正如《纲要》指出的，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高校承担不同的人才培养任务。如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研究生教育将加速发展，既有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研究生的发展，也有学术研究生与专业研究生等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发展。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承担不同的研究生培养任务，研究型高校重点承担博士研究生尤其是学术博士生和部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应用型高校重点承担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改变现在“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绝大部分研究生培养任务并且区分不大的现状，既使得研究生人才分类培养落在实处，也使得高校分类加快改革。

2.优化学科结构，完善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相适应的人才供给体系。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建构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的适配机制，建立适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从目标维度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是围绕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关键核心技术）而开展的，科技创新需要相应的人才（战略人才），相应人才需要教育（高校）培养。学科的设置与优化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类型与结构，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协调，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也关系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适应。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学科专业的结构是否合理。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求学科设置要适应科技创新与战略人才的需求，学科机制建设与优化的核心是促进教育部门与科技部门、人才部门、产业部门相结合，与科技、经济、产业及社会发展密切结合，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构建主动适应、动态调整、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以高校为主体，建立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规格类型的调整机制，构建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聚焦重点和优势，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集中建设好优势学科群和特色专业群，打造并不断增强学科与专业的集群优势。

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要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协同，把现代科技最新发展纳入教育体系，使得教育能够容纳科技发展内容，适应科技发展新趋势。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与之匹配的不再是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劳动者，而是与研发、创新密切关联的科技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那些能够做出原始性发现、颠覆性创新，带领我们走入科技“无人区”的战略科学家、一流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还有那些能够熟练掌握、使用新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应用型人才，即以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才和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高技能人才。为此，亟待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遵循学科成长逻辑与颠覆性科技创新演进逻辑，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完善学科演进升级机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升级，建立学科动态调整优化机制。建立学科专业调整与毕业生就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资源配置和经费投入的联动机制，使“入口”与需求和使用相匹配。建立并逐步完善“奖优退劣”的激励机制，促进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在学科专业调整中，要理性、正确看待文理科的结构比例问题，正确认识文科教育的价值，正确认识“卡脖子”等关键技术问题形成的高教成因，正确认识国际高等教育人才结构发展趋势。从经济发展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高等教育的文理科结构会发生变化，文科教育占比会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优化高等教育的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促进理工农医与文科教育的协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学科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之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学科结构大致是文科占1/3，理工农医占2/3。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到2010年左右，文科与理工农医占比大致相当。近年来，文科占比超过了理工农医。研究生教育阶段，文科41.5%，理工农医58.5%。其中，博士研究生，文科只有20%。本科教育阶段，2021年，文科占比51.9%，理科为48.1%，文科占比已经超过理科。但总体看，研究生教育理工农医超过文科，本科教育阶段二者大体持平。从国际趋势看，我国理工科占比是全世界最高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STEM学科毕业生占比平均水平约为24%，我国高等教育理工科相关专业毕业生比例持续长期保持在40%以上。从国际比较数据看，2000-2018年，OECD国家中有半数国家理工类毕业生比例下降，降幅较大的有澳大利亚从20.3%降至17.4%，法国从30.6%降至25.4%，韩国从40.4%降至29.3%（2017年数据），美国基本维持在17%，英国和瑞士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增幅较大的有德国由26.9%增长至35.3%，丹麦由18.3%增长至22.2%，葡萄牙由18.5%增长至29.1%。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不能一味地认为我国制造业不强、科技“卡脖子”问题等都是由于高等教育文理科结构失衡、文科培养规模扩大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理工类学科人才培养内部结构不合理、培养质量不高造成的，如与传统制造业相关的学科占比过高、新兴学科发展缓慢、基础学科存在短板等。应站在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规律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维度进行辩证思考。重视科学教育、工程教育，重在优化理工类人才培养结构，提高质量，而不是一味去扩大规模与数量。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要优化人才培养结构，适度强化科学、工程与技能人才培养。在博士生教育层次，可考虑适度增加基础理科、基础理论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模。在本科和硕士层次，可以适度增加工科和应用型学科的培养规模；在职业本科和高职高专层次，增加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规模。

3.有序扩大“双一流”高校数量及人才培养规模。扩大“双一流”高校数量及人才培养规模，更好满足科技与经济发展需要，也有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渴望。从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看，以2020年数据为例，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为4.97%，一般本科院校占比41.11%，高职高专院校占比53.92%。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为7.02%，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60.28%，两年制学院占比为32.70%。从高校毕业生数据更能看出不同类型高校培养规模的差异，美国三类高校2020年的学位授予数据，研究型大学的学位授予数为943267，占比为30.16%，一般本科院校的学位授予数为1167309，占比为37.32%，两年制学院的学位授予数为1017536，占比为32.53%，三者毕业生数据基本平衡。202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7.35%；“985”高校的毕业生更是只有约18万人，仅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2.27%。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占比为52.81%，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占比为39.84%。我国要加快“双一流”建设，适度扩容，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促进中外合作优质资源办学，从而有效推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4.优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发展优势区域相一致的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集群和创新高地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求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中的科技创新集群是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密度分布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创新产业的集合体，通常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并在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十大科技创新集群榜中有7个在亚洲，中国深圳—香港—广州城市群、北京市、上海—苏州城市群、南京市排名前十。科技创新集群的发展要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和实践证明，集聚性是高等教育空间分布和区域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创新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要求。高等教育区域资源布局的数量、质量、类型，都影响着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布局的创新效应。

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构建与区域创新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注重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的优势发展，促进创新人才及高层次人才与城市群和区域创新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使得“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优质资源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与科技创新需要相匹配，发挥市场作用与激发地方活力，健全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调配机制，更好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高等教育发展要立意高远，站在中国未来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高度，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视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起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从适应到引领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的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日前刊文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研发实验室的作用日益增强，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已成为创新的摇篮，其创新成果正广泛应用在全球各地。我国发展由过去的世界工厂到今天的世界研发实验室，再到未来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依靠资源投入、人口优势为主的资源驱动模式，到今天依靠技术进步与人才资本积累为主的技术驱动模式，再到未来依靠原始创新与人才效应带动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再到人才优势，从资源投入到技术革新再到科技原始创新，教育科技人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布局及培养模式在不断发生变革。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高等教育必须勇立潮头，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中确立改革方向与目标，真正发挥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重要连接点和最佳结合点的特殊作用，成为创新的源泉与支撑，在一体改革中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为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贡献。

内容转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