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别敦荣（1963-），男，湖北洪湖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原理、大学战略与规划、大学教学与评估研究。

摘要：“新文科”建设是一场新时代我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运动，涉及人文教育、文科教育以及相关学科教育改革。人文具有精神和学科两方面的含义，人文教育与文科教育既相关联又相区别，“新文科”建设不是要否定传统文科，而是要明确文科教育的人本理念，注重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以高新科技丰富文科学术范式，并将全球变革和人类命运纳入文科及其教育教学之中，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关键词：文科；人文教育；文科教育；“新文科”建设

在高等教育改革研究中，关于工科或工程教育改革、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研究和成果很多，关于文科教育改革的较少。这倒不是因为文科教育做得比工科或工程教育更好，更多地可能还是因为文科的学者们没有像工科学者那样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而只是以一种“理当如此”的态度视之。教育部推进的“四新”学科建设将文科教育改革置于与工科、农科和医科同等重要的位置，掀起了文科教育改革的热潮。从相关的研究和所发表的成果来看，“新文科”建设还处于概念化阶段，很多研究探讨主要集中于为什么要开展“新文科”建设，以及如何进行文科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改革等方面，而对于文科和文科教育更本质的问题则关注较少。本文将对“新文科”建设不能回避的人文教育、文科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对“新文科”建设有所启示。

一、人文与人文教育

文科与人文、人文教育不可分割，没有人文和人文教育，文科就是无源之水。因此，“新文科”建设不能不重视人文和人文教育。关于人文和人文教育，几乎没有人不认为重要，但真要说起来，往往又很难说得清楚，对人文教育，似乎也无从下手去做。这就是人文和人文教育在高校面临的尴尬处境。

“人文”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似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当然，一些工具书和文献有定义，比如，《辞海》的解释是：人文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1］显然，这一定义太抽象，过于学术化，对于在教育过程中理解和掌握人文的要义及其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从词源来看，“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古代典籍《周易》，《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将人文与天文并列，二者的意义应当也是并列或相对的。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的解释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责》之道也。”［2］程颐将《周易》中的“人文”解释为“人之道”、“人理之伦序”，包含了丰富的教育意义。在英文语境中，人文的表述为Humanity；与人文相联系的，还有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韦氏大词典》对Humanity的定义是：有怜悯的、有同情心的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格；人道的品质或状态。

对Humanism的释义是：第一，人文精神、文学文化；第二，复兴古典文学、个人主义和批判精神，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强调对个性的世俗关注；第三，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人道主义；第四，以人类利益或价值观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4］英文语境中的人文或人文主义定义与程颐的释义有相似之处，只不过英文中更多地表现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对人性、个性和人权的重视。由此可知，人文与人性、人道、人理、人格、人权等相关联，也就是能展现人的本性、个性、情感、意志、精神、权利和价值等的存在。在人类知识领域中，关于人文的知识自古不绝，浩如烟海。在现代社会，人文知识与其他知识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宝库，成为“教化天下”的“催化剂”。因此，在高等教育语境中，人文的意涵主要有两种：第一，指向高等教育过程的精神层面，意指高等教育关注学生本性和精神的发展，一种以塑造人的品性和人格，升华人的精神，净化人的灵魂，弘扬人的美善价值为导向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道德理性的存在。第二，指向学科建设层面，即与人文知识或学科建设与发展相关联，开办人文学科专业，发展人文学科领域教育，追求人文学科对高等教育和社会的贡献。

与人文概念的复杂性相比，人文教育似乎要简单多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将人文教育简单地看作人文学科教育，这不但窄化了人文教育的范畴，也弱化了人文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毫无疑问，人文教育与人文学科教育有密切联系，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都离不开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知识是两类教育的基础。就知识基础而言，人文教育除了要依靠人文学科外，还离不开其他学科，人文教育需要人文与科技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使其所依赖的学科和知识范畴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有人说：“人文教育就是仔细阅读伟大心灵留下的伟大著作”［5］，尽管人文教育途径不只阅读这一种，但伟大的作者们留下的伟大著作无疑是人文教育的“金钥匙”。人文学科教育的知识范畴是确定的，即主要是各人文学科领域的知识。即使在倡导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人文学科教育也是相对独立的，不论如何交叉融合，它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不会因为交叉融合而改变自身的属性。就教育目的而言，人文教育所追求的主要是人的精神和灵魂层面的变化发展，是使人成为有人性的人。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她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6］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教育的目的是高等教育最本质的目的。所以，杜威说，人文教育是“共同体每个成员都应该接受的教育：这是一种能够释放每个人能力的教育，使他能够幸福，也对社会有用。”［7］人文学科教育的目的与其他学科教育大同小异，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学科规训，以培养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当然，由于人文学科知识的通用性，所以，人文学科教育具有更强的基础性和更大的弥散性，与其他学科相比，接受了优良人文学科教育的学生不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而且具有更深厚的人格魅力。

二、文科与文科教育

尽管“人文”、“人文教育”是每个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意义非凡，但这两个概念在我国高校用的都比较少，“文科”“文科教育”用得比较普遍。即使有的高校建有“人文学院”，也并不是真正从“人文”和“人文教育”的本意来考虑和使用的。从知识范畴来讲，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在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划定的14个学科门类中，指除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交叉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8个学科门类。这8个文科门类的知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学科属性存在差异，一般又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学科，一类是社会科学。两类学科的教育被统称为文科教育。

文科的范围很广、很复杂，也很重要。没有哪一所高校没有文科，即便是最纯粹的工科、农科、医科高校，也都开办了文科，原因就在于教育离不开文科，不论有什么样的办学目标，只要是培养人，就不能没有文科。在高校办学中，一方面文科确实重要，另一方面文科的境遇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我国高校文科办学与发展一直存在两个悖论，至今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一是文科中的人文学科发展滞后，二是文科在学校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文科中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科因为其非实用性而难以受到重视。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氛围下，人文学科不但为学生、家长所轻视，而且很难获得高校领导青睐。与管理学、法学、应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的弱功利性和办学效果的延时性与隐含性，再加上建成高水平的难度大，使其在学科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中非但难以为人所看重，而且非常有限的资源常常还被挪用去保重点、扶优势。因此，人文学科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难免面临被边缘化的宿命。

除了人文学科发展状况令人尴尬外，文科办学与发展的处境也不尽如人意。文科不仅整体上在办学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在学校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上也为理工科评价模式所牵制。数量化、指标化、排行榜化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在高校大行其道，文科也未能幸免。这种评价使文科办学与发展更加功利，使文科学者包括人文学科学者不愿坐冷板凳，心浮气躁，追求短期利益，忽视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道德价值。在传统的理工科高校，文科办学面临尴尬的处境尚可理解，但在很多综合性大学甚至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文科的地位也呈下降之势。

两个悖论展现的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尴尬局面，没有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的道德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实现，即便人才培养过程是高水平的，培养结果也不可能是高质量的。从理论上讲，怎么强调文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都不过分，这是由高等教育功能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最初的高等教育几乎就是文科教育，后来，科学昌明，工业革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理科教育、工科教育、农科教育、医科教育等陆续成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后者充分发展的结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结构及其社会意义，而且导致文科教育越来越式微，甚至在部分高校被置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境地，或者说起来重要，实际上任其“自然”生长，少有给予重视的。

文科教育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其功能发挥却不尽如人意，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所谈的受学校重视程度和资源配置等的影响外，文科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难辞其咎。其一，陈旧落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内容陈旧落后，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知识爆炸更新不只是理、工、医、农等学科的事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很快，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总量和类别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相对而言，理、工、农、医等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更新较多，而文科各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教材和教学内容改革、更新滞后，文科教育的知识体系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高校有关教学管理制度规定，一门课程只用一本教材。教学中老师讲教材、学生学教材、考试考教材。虽然这是我国高校各学科教学存在的通病，但对文科教育而言，其危害更甚。二是教育教学方式固守高度专业化模式。与理、工、农、医等各科相比，文科的开放性更大，文科教育不仅应当面向理、工、农、医等各学科教育，培养这些学科专业学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而且应当更多地吸纳其他学科教育发展的成果，在内外交叉融合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使文科生和其他学科学生得到更丰富更多样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文科教育不仅与理、工、农、医等学科甚少交流，而且文科内部各专业之间画地为牢的现象普遍存在，各自在传统的专业框架内进行小作坊式的人才培养工作，即便是文、史、哲等交叉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之间，也是沟壑深深，“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同在一个屋檐下，人文学院包含了文、史、哲等学科，但不同学科之间在教育教学上也少有沟通交流，各学科不是谋划如何更好地融合发展，而总是想着怎么自立门户，单独成院。

其二，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与社会实践脱节。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都要步入社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和社会生活的主人。文科教育担负着塑造学生人格和灵魂的重任，如果不能与社会实践保持有机联系，而是闭门造车，所培养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就会有缺陷。文科教育的短板在于：一方面校内实践教学场所少；另一方面，走出校门很难，既缺少社会实践教学经费支持，又缺乏与企业、政府及其他社会相关单位合作的渠道。二是创新动力不足。与其他学科教育相比，文科教育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不但外在动力不足，内在动力也缺乏。文科教育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不足，缺少应对社会变革的反应机制，对社会变革的反应比较迟缓。文科教育院系的独立性强，相互之间缺少沟通协调机制，少有对社会与未来的研究和预判。如果没有学校推动，文科院系少有自觉自发的改革动力和行动。

三、“新文科”建设的价值与路径

“新文科”建设是教育部发起的一场新时代我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运动。所谓“新文科”是在传统文科（实际上是现行的文科）基础上嫁接和生长出来的新文科知识，以及在与其他学科融合交叉和吸收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发展出来的文科新领域和新学科。“新文科”建设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促进文科的学科发展，二是探索文科教育教学改革新模式、新路径。从根本上讲，“新文科”建设的落脚点在于教育教学改革，“新文科”知识领域和学科发展的目的在于为文科教育教学提供新知识，为高校人才培养开辟新空间、新境界。

“新文科”建设的价值不只在文科发展和文科教育本身。如果只是看到它对文科发展和文科教育改革的作用，是偏狭的，应当从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新文科”建设，站在造就时代新人的高度来认识“新文科”建设的价值。“新文科”建设不只是文科发展的需要，它所要求的教育教学改革更不只是文科教育教学改革。“新文科”的发展将有助于重构科学知识体系，促进文、理、工、农、医等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全面升级高校的学科体系，重构各学科话语体系，更新各学科研究和发展范式。“新文科”建设既要追求文科的新发展，又要谋求文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为文科教育注入新时代内涵，在造就新型文科人才的同时，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使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具有鲜明的“新文科”素养。

尽管“新文科”建设是时代所需，其价值辐射整个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关于“新文科”建设还有不少偏颇的认识。有人将“新文科”与现行的文科对立起来，把现行的文科看作是陈旧、落后、保守、要弃如敝屣的旧文科；有的人对“新文科”建设抱怀疑悲观态度；还有人认为，发展一种能取代“落伍的”传统文科的“新文科”，是“新文科”建设的责任。应当承认，传统文科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创新发展非常有必要，但如果将“新文科”置于传统文科的对立面，且要取而代之，那么“新文科”建设所担负的将是难以承受之重。传统文科是一个门类复杂、内容浩繁的知识宝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是社会文化演进的产物，是人类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新文科”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传统文科，“新文科”建设的结果应当是新发展起来的文科与传统文科相融并存，共同履行新时代文科和文科教育的使命。

“新文科”建设已成为政府和高校共同实施的一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举措。“新文科”建设不仅为文科各学科门类知识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而且擘画了新方向，尤其是其所重视的交叉学科领域，包括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科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将会得到更大的支持。不仅如此，“新文科”建设还重视学科范式的更新和升华。在当今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单极化霸凌横行与多极化兴起发展、地区冲突战争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疫情流行与国际环境恶化，世界与人类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高校应当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更宏大的格局，将国家性与国际性、社会性与人类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起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发展文科各学科领域，以使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道路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元素。就人才培养模式而言，“新文科”建设既要追求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与方式方法，更要追求人才培养目标的升级和升华。“新文科”建设要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将追求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与道德价值有机统一，达到培养心智健全、人格完善、精神自由、品德高尚且富有人文情怀和人类意识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

开展“新文科”建设的高校很多，比较常见的建设方式主要包括：第一，开办新专业；第二，组建新学院（研究院、中心）；第三，设立建设和研究项目；第四，将部分已经开展的工作纳入建设计划。很显然，这些建设工作与“新文科”发展都有关系，但如果只是在这些工作层面开展“新文科”建设，恐难实现其“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初衷。“新文科”建设不能局限在那些孤立的具体工作上，而要在形上和形下两端推进，尤其要先把“新文科”建设的形上问题弄清楚。

“新文科”建设还要在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达成一致，相向而行。政府与高校的组织性质和作用不同，二者的分工和任务并不相同。政府是公共组织，更多的是负责提供政策引导激励和财政支持；高校是办学主体，承担主要的建设工作。就高校而言，“新文科”建设应当从校情出发，从四个方面推进：一是明确“新文科”建设的人本理念。“新文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造就时代新人。“新文科”建设不只是要发展新的文科知识，不只是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新时代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既要为培养新型文科人才服务，又要赋予理、工、农、医等其他学科人才新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素养。二是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讲，“新文科”建设不单纯是文科学科发展政策，而是一所高校文科发展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重构的战略选择，是以培养和造就时代新人为目的的学科发展与教育教学改革相统一的行动。任何孤立的学科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都不是“新文科”建设所提倡和鼓励的。有的高校单纯从学科角度推进“新文科”建设，实行“新商科”、“新法学”、“新艺术”等所谓“新文科”建设策略，如果这是在学校总体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改革框架下实施的各文科学科建设策略，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新文科”建设割裂开来，将建设任务分散到各文科学科，由它们各自孤立地进行建设，就可能背离了“新文科”建设的要义。三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等丰富和更新文科学术范式。在高新科技革命的洪流中，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渗透到各学科领域，不但拓展了学科专业边界，而且丰富了学科范式，增强了学科的时代适应性。文科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相互融合进而发展新的文科学术范式的程度。“新文科”建设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为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科”奠定根基。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不但要扩大文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文科成为社会和民族的精神堡垒，而且要使我国的文科走向国际，融入世界，辐射全球，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新文科”建设不能只盯着国内，不能无视风云变幻的国际或全球局势，而要将全球变革和人类命运纳入学科领域和教育教学之中，让我国的文科及其教育教学真正实现中外兼收并蓄，更具全球包容性和辐射力，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文科和文科教育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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